因子模型中的特征空间度量:识别与推断

Characteristic-Space Metrics in Factor Models: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

拟合收益相同的两个因子模型为何会给出不同的收益归因;当决定归因的尺子需要估计时,标准误应如何计算。
作者
单位

帝国理工学院商学院

版本

2026年9月

SSRN 预印本 · 2026 年 9 月 · DOI 10.2139/ssrn.7445120(SSRN 署名为 Yang Liu)

两个因子模型可以给每只股票完全相同的拟合收益,却对收益来源各执一词:多少来自潜在因子(模型从数据中推断的共同驱动因素),多少来自市场等可观测因子,多少留在没有被任何因子解释的截距里。本文证明,决定这一拆分的是一项约定,也就是尺子:它规定两个特征(例如两个价值信号)何时算作重叠。尺子由同一批数据估计,它的估计误差必须计入标准误。在一个为隔离这一机制而设计的简化模拟中(960 期),忽略这一误差,本应 100 次中有 95 次包含真值的区间,实际只有约 89–92 次包含(表 II,第 34 页)。

1 研究问题

在整个研究主线中,本文接续《几何框架》,回答的是:尺子选定之后,它究竟决定了什么?又能决定得多精确?下一篇《解读定价误差》接着追问:“更小的阿尔法”又意味着什么?

基于特征的因子模型拟合出收益之后,这份收益在潜在因子、可观测因子和截距之间怎样划分,由什么决定?这种划分又能估计得多精确?

模型分三部分:潜在因子、市场等可观测因子,以及截距,即本模型中没有被任何因子解释的那部分预期收益(与首页所说的“阿尔法”相近,但阿尔法是相对于某个指定基准模型而言的)。但拟合收益的一部分可以从截距或市场因子挪给潜在因子,再相应调整潜在因子,而每个拟合收益都与原来完全一样。这些拆分拟合得一样好,拟合本身无从选择;决定拆分的是一项约定,也就是尺子。而且,各特征即使标准化之后,尺度和重叠程度仍各不相同(第 1 节,第 2 页),所以选哪把尺子并非无关紧要。

模型为什么需要尺子。 要说清一只股票的预期收益有多少归功于哪个驱动因素,模型得先判断两个特征方向是否真的不同、各自有多大。做这个判断的规则,就是尺子。给每个特征一个权重再相加,每只股票就得到一个分数;这样的加权组合称为特征方向(它不是投资组合)。普通尺子(欧氏度量)只看方向的权重本身;特征尺子(格拉姆度量)则看这个方向给真实股票打出的分数:分数通常有多大,两个方向的分数在股票之间是否同高同低。尺子,是模型用来衡量一个特征方向有多大、两个特征方向重叠多少的规则。两个价值信号若总是选中同一批便宜的股票,特征尺子会把它们算作重叠,普通尺子却把它们当作互不相关。

2 为什么重要

研究者经常报告:潜在因子与某个基准方向有多接近,截距有多大,潜在因子代表了哪些特征方向。这些数字都取决于拆分方式,而不只取决于拟合(命题 1,第 7 页)。

  • 经济含义。 R² 分不清这些拆分,所以报告的截距变小,可能只是约定不同,而不是解释力更强(推论 1,第 7 页)。
  • 统计含义。 特征尺子是用同一批数据估计出来的。把它当作已知,会漏掉尺子本身的抽样误差,以及这一误差与收益噪声的共同变动(定理 1,第 16 页);在论文的模拟中,这会使标准误偏小(第 8.2 节,第 33 页)。报告时应写明所用的尺子;尺子若是估计的,就要计入它的误差。

3 论证脉络

  1. 拟合相同,拆分不同。 两个模型可以让每只股票的拟合收益完全相同,却以不同比例把它归于潜在因子、可观测因子和截距(命题 1,第 7 页)。→ 一个简单例子
  2. 拟合无从裁决。 正因为拟合相同,R² 与残差无法在不同拆分之间作出选择(推论 1,第 7 页)。→ 为什么重要
  3. 由约定决定。 所以必须由一项约定来决定,即尺子(第 3.1 节,第 6–7 页)。→ 理论框架
  4. 美国数据中两把尺子差别很大。 特征尺子按两个特征选中的股票来衡量重叠;在美国股票特征中(未用收益),它与普通尺子差别很大(表 I,第 31 页)。→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果
  5. 误差必须计入。 这把尺子由同一份数据估计,其误差会进入每一个所报告的拆分;因此本文推导出计入这一误差、且不随模型参数化方式而变的标准误(定理 1–2,第 16、20 页)。→ 理论框架
  6. 证据。 在 960 期的简化模拟中,忽略这一误差,95% 区间每 100 次只有约 89–92 次包含真值;计入之后回到约 94–95 次(表 II,第 34 页)。→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果
  7. 上限附近。 有些模型限制截距最多能承载多少收益,例如《几何框架》提出的无套利 IPCA(NA-IPCA,以特征尺子为基础的工具化主成分分析,“无套利”即指这一上限)。估计值顶到上限,称上限“起作用”(约束为紧),否则称“不起作用”。上限本身也用同一把估计出的尺子来量,所以尺子的误差也会移动上限;本文据此构造无论上限是否起作用都有效的区间,代价是区间更宽(定理 4,第 29 页)。→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果

4 理论框架

每一期,股票 i 有一组特征 z_{i,t},并在下一期实现一个超额收益。模型包含三块(式 2.1,第 4 页):

r_{i,t+1} = z_{i,t}'\Gamma_\beta f_{t+1} + z_{i,t}'\Gamma_\delta g_{t+1} + z_{i,t}'\Gamma_\alpha + \varepsilon_{i,t+1}.

其中 f 为潜在因子,g 为可观测因子;\Gamma_\beta、\Gamma_\delta 把特征转化为载荷(股票随某个因子变动的强弱),\Gamma_\alpha 则把特征转化为截距。特征尺子(格拉姆度量)按两个方向给真实股票打出的分数来衡量它们(式 2.5,第 5 页):

\langle a,b\rangle_{Q_Z} = a'Q_Z\,b = \mathbb{E}\!\left[N_t^{-1}(Z_t a)'(Z_t b)\right].

论文把尺子称为分离各块的一项约定(第 2 页):用哪把尺子,是研究者公开声明的选择,不是一项发现;但选定特征尺子之后,它的取值要用数据估计。理论包括三项结论。

  1. 拟合相同,拆分不同。 对任意一把尺子,一个匹配变换先把潜在因子的载荷标准化,再去掉其他两块与潜在因子载荷的重叠,并在因子序列中抵消这两步改动,所以每个拟合收益都不变(命题 1,第 7 页)。而截距可承载内容的有限上限则不同:它不是换尺子,可能排除某些模型,也可能改变拟合收益(第 2、7 页)。
  2. 尺子需要估计时的推断。 估计量的大样本展开在通常的收益项之外,加入尺子的估计项,并保留二者的协方差(定理 1,第 16 页)。由此得到一个标准误公式:它计入尺子本身的误差,也不随模型参数化方式而变(定理 2,第 20 页)。
  3. 在需要估计的上限附近。 估计出的尺子不仅移动估计值,还移动上限。因此在大样本下,估计值相当于一个正态随机向量被“推回”到一条会移动的边界上,其分布一般不再对称(定理 3,第 26 页)。用最不利分位数构造的区间,无论真值离上限多远,在大样本下包含真值的比例都不低于本应达到的水平,但可能偏保守(定理 4,第 29 页)。这一保证不包括临界分位数落在原子(概率集中点)上的指标,例如上限恰好起作用时截距本身的大小(第 28 页)。
技术表述
  • 推断对象。 推断的是“只差一个潜在因子旋转”的一整类载荷,而非某一组具体载荷;总体准则在这一类附近的曲率保证它在局部可识别(命题 2,第 8 页)。协方差对齐条件,加上局部正则性与上限严格不起作用,足以保证它就是结构载荷类,即使截面规模固定(命题 3,第 12 页)。
  • 估计量。 对任一组候选载荷,先用最小二乘精确求出每期的因子值,各期再按固定权重合并,然后只对载荷寻优(即精确剖面化,exactly profiled);理论在正则的局部分支上成立(定理 1,第 16 页)。
  • 所报告的指标。 每个光滑指标的影响函数都不随局部坐标而变(定理 2,第 20 页);用异方差与自相关稳健(HAC)方法估计,即得渐近有效的区间(命题 5,第 23 页)。只有一个约束、指标为标量时,只需计算完全不起作用与恰好起作用两个端点(命题 6,第 28 页)。

5 一个简单例子

打个比方。三个部门共用一间办公室,公司总利润是确定的;每个部门报出多少利润,取决于公共开支怎么分摊。换一种分摊规则,各部门的数字都会变,总数却不变,所以只看总数,永远选不出“对”的规则。这里的“部门”是潜在因子、可观测因子和截距,“公共开支”是选中同一批股票的特征之间的重叠部分。

试一试。 1. 把 ρ(两个价值信号的重叠度)调到 0,两把尺子一致。2. 把 ρ 拖到 0.9,潜在因子部分变大,可观测因子和截距部分变小,虚线标出的总数纹丝不动。原因是:可观测因子和截距都落在第二个信号上;它与账面市值比(潜在因子所在的信号)重叠越多,特征尺子记在潜在因子名下的就越多。3. 切换到股票 B,有两部分是负数,而且 ρ 越大负得越多,总数却仍是 0.20。负值表示该来源被记为拉低了这只股票的拟合收益。请注意: 拟合本身告诉不了你哪根条形才对,决定拆分的只有尺子。

图 1:同一个拟合收益,两把尺子。示意例子(虚构数字,并非论文估计值)。
怎么读。上方条形用普通尺子拆分一只股票的拟合收益;下方条形用特征尺子,两个信号的重叠度为 ρ。虚线刻度标出拟合收益:无论用哪把尺子,股票 A 都是 1.00,股票 B 都是 0.20。表格最后一列两只股票相同:用各自的尺子衡量截距整体承载多少,即截距上限所限制的量;某只股票的截距部分变大时,它仍可能变小。默认 ρ = 0.40 已经偏高:真实重叠度中位数为 0.06,二十对中仅一对超过 0.38(第 31 页)。来源:按论文命题 1 及式 3.2 至 3.4 的匹配变换计算的示意例子;无数据文件。

这个比方也有不同之处:特征尺子一旦选定,其取值由特征数据计算得出,所以尺子上的刻度,正是用你要量的同一批数据画出来的。

6 研究设计与主要结果

证据分三部分(第 8 节,第 30–38 页)。第一部分用 1962–2025 年、包含 153 个月度特征的美国股票面板,衡量真实特征的重叠程度(第 8.1 节,第 30 页)。第二部分是一个简化模拟(L = 12 个特征、N = 100 只股票,在 T = 240 和 960 期下各重复 2,000 次):点估计固定不变,只比较不同的标准误算法(第 32–33 页)。第三部分是局部实验:一个直接模拟大样本近似的简化实验,并不重新估计因子面板(第 38 页);让真值离需要估计的截距上限远近不同,比较上限附近的区间(第 8.3 节,第 35–36 页)。

表 1:153 个美国股票特征的集中度与重叠。特征尺子(1962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的平均,经迹标准化)与普通尺子的对比(表 I,第 31 页)。
诊断指标 特征尺子(格拉姆度量) 普通尺子(欧氏度量)
变动最大的方向所占份额 0.132 0.007
变动最大的五个方向所占份额 0.379 0.033
达到总变动 90% 所需方向数 68 138
非对角元素绝对值的均值(不是下文的余弦) 0.114 0.000
最大/最小特征值之比 2,339 1

这说明什么。 普通尺子按构造把 153 个特征视为互不相关,用它来量,达到总变动的 90% 需要 138 个方向;按“选中哪些股票”来衡量,68 个即可(表 I,第 31 页)。以 0 到 1 衡量重叠度:0 表示两个特征给股票打的分毫不同步,1 表示完全同步;这是绝对余弦,不一定是相关系数。多数特征对几乎不重叠(中位数 0.06),但二十对中有一对超过 0.38(第 31 页)。这里未用收益数据:它说明命题 1 的拆分可能在哪里变动,而非变动多少;描述的是暴露的重叠,不是定价风险的个数(第 32 页)。

图 2:把估计出的尺子当作已知,标准误会偏小。同一个点估计,五种标准误算法,简化模拟。
怎么读。每一行是一种标准误算法(表 II,第 34 页);圆点和方块代表两个所报告的指标,各自衡量某个固定的特征方向与潜在因子有多接近(真值均为 0.5)。最上面两行(“蒙特卡洛实际离散度”“理想影响函数 HAC”)要用只有模拟中才知道的信息。请对比“视尺子为已知”与“完整得分 HAC”两行:后者(HAC:异方差与自相关稳健)是本文的完整方法,计入了尺子的误差。虚线是目标:区间 100 次中有 95 次包含真值,或标准误恰好等于各次重复之间的实际离散度。“尾部校准”视图对比 T = 960 时标准化估计值与标准正态分布的分位数,灰色虚线对角线代表完全吻合。来源:论文表 II、图 2,配对增益见第 8.2 节;rebuilt_interior_coverage.csv、paired_coverage_gains.csv、studentized_quantiles.csv。 数据

这说明什么。 在 960 期下,把估计出的尺子当作已知,标准误会偏小,95% 区间每 100 次只有约 89 次和 92 次包含真值。计入尺子的误差后,回到约 94–95 次;配对提升为 5.20 和 3.10 个百分点,蒙特卡洛标准误为 0.50 和 0.39(表 II,第 34 页)。差距主要来自尺子本身的方差(第 8.2 节,第 33 页);样本只有 240 期时,完整方法和理想方法也只有约 93–94 次包含,源于有限样本的协方差估计误差(第 33 页)。

在需要估计的截距上限附近(论文的简化局部实验,960 期),目标同样是 95% 区间。若始终按上限起作用来校准区间,而上限其实不起作用,实际可能只有约 84 次包含(83.80%)。另一种区间无论上限是否起作用都有效(论文称为漂移稳健区间):在所检验的每一种距离下,它都有约 96–99 次(96.30%–98.75%)包含真值(表 III,第 36 页)。代价是区间更宽:上限恰好起作用时,它比一个知道真值离上限多远的基准区间宽约 25%(3.241 对 2.584),而这个基准在实际中无法计算(表 III,第 36 页)。

7 与既有文献的比较

因子模型推断通常用一个标准化约束来固定旋转与尺度。本文追问:这一标准化背后的尺子若由数据估计,拆分会受到怎样的影响?

既有研究 已有结论 本文的补充
Bai (2003);Bai and Ng (2013) 在标准化约束下,为大维近似因子模型建立识别与推断理论。 对每一把尺子,识别出只差潜在因子旋转的载荷,并保留可观测因子与截距两块;理论允许截面规模固定。
Kelly 等 (2019) IPCA:由特征决定每只股票随潜在因子变动的强弱,模型含截距与可选的可观测因子;旋转用普通尺子固定(Γβ′Γβ = I)。 把这一标准化视为尺子的一种选择,说明拆分取决于它,并把估计出的特征尺子纳入推断。
Newey (1994);Newey and McFadden (1994);Andrews and Guggenberger (2009);Andrews and Soares (2010) 第一步估计的修正;不等式约束可能起作用时的一致有效推断。 把两步修正用于一把既决定拆分、又进入所报告指标的尺子;在单一光滑上限附近,只需两个端点即可得到一致有效的区间。

本文的切入点是怎样衡量,而不是提出新的预测变量。所依据的工具早已为人所知:矩阵流形上的几何、两步估计修正与约束投影。本文的新意在于,把它们用于同一个对象:一种拟合收益的拆分,其尺子由同一批数据估计,还可能同时设定截距的上限。

供专业读者:其他相关文献

矩阵流形上的几何 (Edelman 等 1998) 用来去除潜在因子旋转;边界附近的极限分布 (Geyer 1994; Andrews 1999; Shapiro 2000) 推广到用同一把尺子估计的边界;与 Li (2025) 的自助法不同,本文走解析路线,对局部松弛程度一致有效。

在研究主线中的位置。 较早、范围较宽的《几何框架》主张从数据中取得尺子;本文证明尺子决定同一拟合如何拆分,并给出尺子需要估计时的推断方法。《特征几何》把本文引为配套理论论文,把换尺子一直追到投资组合;《解读定价误差》在表示恒等式处引用本文(第 4 页),并固定尺子来解读阿尔法。求职论文同样把本文引为配套论文,它就特征库与岭惩罚(ridge:按系数平方收费的收缩方法,强度由历史数据调定)提出一个平行的问题;改变特征库,并不是本文意义上的换尺子。

8 适用范围

  • 改进的是对不确定性的衡量,而不是拟合收益(第 8.2 节,第 33 页)。
  • 模拟是简化设计,并非按美国数据校准(第 32–33 页)。
  • 把截距解读为定价误差,需要先设定一个定价模型(第 2 节,第 5 页)。
  • 尺子是一项公开声明的约定;本文不认定哪把尺子最好(第 2 页)。
  • 理论是局部的、强识别的;上限附近只处理一个光滑约束和一个数值指标(第 7.3 节与第 9 节,第 28、38 页)。

参考文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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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ndrews, Donald W. K., and Patrik Guggenberger. 2009. “Validity of Subsampling and ‘Plug-in Asymptotic’ Inference for Parameters Defined by Moment Inequalities.” Econometric Theory 25 (3): 669–709. https://doi.org/10.1017/S0266466608090257.
Andrews, Donald W. K., and Gustavo Soares. 2010. “Inference for Parameters Defined by Moment Inequalities Using Generalized Moment Selection.” Econometrica 78 (1): 119–57. https://doi.org/10.3982/ECTA7502.
Bai, Jushan. 2003. “Inferential Theory for Factor Models of Large Dimensions.” Econometrica 71 (1): 135–71. https://doi.org/10.1111/1468-0262.00392.
Bai, Jushan, and Serena Ng. 2013. “Principal Components Esti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f Static Factors.”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76 (1): 18–29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econom.2013.03.007.
Edelman, Alan, Tomás A. Arias, and Steven T. Smith. 1998. “The Geometry of Algorithms with Orthogonality Constraints.” SIAM Journal on Matrix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20 (2): 303–53. https://doi.org/10.1137/S0895479895290954.
Geyer, Charles J. 1994. “On the Asymptotics of Constrained M-Estimation.”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22 (4): 1993–2010. https://doi.org/10.1214/aos/1176325768.
Kelly, Bryan T., Seth Pruitt, and Yinan Su. 2019. “Characteristics Are Covariances: A Unified Model of Risk and Return.”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4 (3): 501–24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fineco.2019.05.001.
Li, Jessie. 2025. “The Proximal Bootstrap for Constrained Estimators.”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236: 106245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spi.2024.106245.
Newey, Whitney K. 1994. “The Asymptotic Variance of Semiparametric Estimators.” Econometrica 62 (6): 1349–82. https://doi.org/10.2307/2951752.
Newey, Whitney K., and Daniel McFadden. 1994. “Large Sample Estimation and Hypothesis Testing.” In Handbook of Econometrics, edited by Robert F. Engle and Daniel L. McFadden, vol. 4. Elsevier. 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1573-4412(05)80005-4.
Shapiro, Alexander. 2000. “On the Asymptotics of Constrained Local M-Estimators.” The Annals of Statistics 28 (3): 948–60. https://doi.org/10.1214/aos/1015952006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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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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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按如下格式引用:
Liu, Mingyang. 2026. Characteristic-Space Metrics in Factor Models: Identification and Inference. SSRN preprint. https://doi.org/10.2139/ssrn.7445120.